Mad Potato

我做事情總是慢半拍，進入新的一年，終於去了距離住處走路大概十分鐘、從去年十月多就計畫要去的阿姆斯特丹反抗軍博物館（Verzetsmuseum）。先前從外面看進去以為空間狹小，原本以為一個小時左右可以看完，結果花了兩個多小時。博物館的內容設計出乎我的預期，是以諸多人物各自的故事集結而成，勾勒出第二次世界大戰那個充滿無數道德難題的動盪時代。

這樣以個人故事鋪敘而成的展場，讓當時的歷史不是以簡化的正反兩方呈現——例如與佔領方納粹德國合作的叛徒，和在地下進行反抗運動的勇者——反而凸顯了在這個平民老百姓無從選擇的大時代中，會迸現出多少種不同的選擇。記得第一次知道荷蘭在二戰時被德國佔領的歷史，是因為看了《諾曼第大空降》，在其中美軍解放荷蘭的時候，有許多與德國士兵交往的荷蘭女性，被荷蘭群眾抓出來到街上剃頭，以示她們的羞恥作為報復。那喜悅和憤怒、正義與暴力交織的場景，直到現在都彷彿歷歷在目。博物館有記載了這段歷史，也收錄了更多更多，於集中營倖存的、葬送於戰爭中的、直至今日不知去向的人們的故事。而這些有面孔有姓名的人，也是有被博物館中的文字、物件、照片所記得的，又有多少是直接消失在歷史之中的？

博物館裡頭應該保留了一百多人的故事，其中包括荷蘭極右派政黨 Nationaal-Socialistische Beweging in Nederland（NSB）的主席 Anton Mussert（1894-1946），戰間他歡迎來佔領荷蘭的納粹德軍，戰後他被判刑處死；參與共產黨活動的單親媽媽 Coba Veltman（1901-1976），主動撰寫發放要求政府釋放被囚禁的猶太人的小冊子，因而被逮補，爾後被送去集中營，直到戰後才和兩個孩子團員；加入荷蘭共產黨的 Anton de Kom（1898-1945），在戰爭期間開始為反抗報 De Vonk 撰寫文章，同時支持蘇利南的獨立，在 1944 年被逮補，隔年死於集中營；和荷蘭皇室一樣，在德軍佔領之際逃去英國的 Jetty Paerl（1921-2013），透過荷蘭反抗電台 Radio Orange 發送反諷德軍的自創曲，鼓舞荷蘭人民的士氣；在荷蘭唸書的印尼學生 Evy Poetieray（1918-2016），作為學生會 Perhimpoenan Indonesia（PI）的一員，在戰爭時期和反抗軍合作，戰後努力爭取印尼獨立；男同志藝術家 Willem Arondéus（1894-1943）和友人在 1943 年 3 月 27 日成功摧毀阿姆斯特丹戶籍登記處，以保護猶太人的身份，然而這成功的行動最後卻以悲劇收場，Arondéus 後來遭人背叛，與其他十一位夥伴遭捕並且槍決；雕刻家 Gerrit van der Veen（1902-1944）冒著死刑的風險，為猶太人假造身份證，他希望他的兩個女兒可以說：「我曾經有個勇敢的父親」，而非「我的父親還在，但他是個懦夫」，最終 van der Veen在 1944 年 6 月 10 日被逮補處死；女同志反抗軍 Frieda Belinfante（1904-1995）描述諸多反抗軍在荷蘭被解放之後的沮喪，因為沒有人在討論反抗軍的所作所為，反而彷彿什麼都沒有發生過一樣，繼續賺錢過日子，一切都沒有改變，失望的她後來移民到了美國，成為了一名指揮家⋯⋯

還有好多好多故事，不過這裡的篇幅也沒辦法承載了。展區中間有幾個區域，各留了一面牆、幾隻筆，和幾張紙，邀請訪客留下他們的想法。看到了不少張 “Free Palestine"，還有我也深信的，"Nobody is free until everybody is free"，或是換句話說的 “Vrijheid voor iedereen!"（"Freedom for everybody!"），甚至還看到了一名應該同是台灣人的訪客，寫下了「在利益之前，沒有共好，願平安、平靜、歲月靜好」這些字樣，這些紙上頭有無數種語言，但訴說著差不多的願望。

「我們為什麼還是沒有學會？」我記得有張留言這麼寫著，而我也跟他和許多人一樣，擁有相同的問題。今天在逛的同時，有一批荷蘭的青少年剛好校外教學，像是闖關一樣在展區中穿梭喧鬧，三不五時停下來回答學習單上給的題目。我心想，他們看著這些故事的感受是什麼呢？牆上所記錄下來的那個年代，許多像他們這個年紀在荷蘭的孩子，或是被迫與父母拆散、或是被送去集中營、或是要面對道德難題、或是成為了納粹份子⋯⋯這些在我身旁的孩子，在今天能夠寫著作業、聊天打鬧，只不過是因為生在不同的時代而已。而我當然也是。我們學會這個地方試圖要教導我們的事情了嗎？這個問題的答案，光是認定或以為，都沒有意義，只能用行動來給予。